神医华佗给关羽治疗胳膊时，关羽提出不用吊环和标桩，华佗只能乖乖答应。而且华佗分文不取。当然，宋朝以后医生可以坐在店铺中，不再是“散兵游勇”，直至今天，医生成为人人拜服，又趾高气昂的职业。
“看病、行医”在今天是典型的卖方市场。人们看病与其说是对药品、手术、其他医治手段的购买和消费不如说是对自己生命权、健康权的购买和消费。正是人们对自己生命和健康的重视，使任何患者都存在等待被动处理的心理刺激，即使是高深莫测的学者、满腹经纶的律师得了病，在“遵医嘱”这个至高无上的教条下，在医生面前也得像奴仆一样听之任之。
所以，患者对“治病”的享用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医患“边际效用”这个概念。患者从挨第二十针获得的效用并不小于挨第一针获得的效用。因为生命是无价的。患者考虑的最大的效用就是看好病，所以更推导不出什么消费需求曲线，医院也不能混淆为垄断单位，或者根本不存在垄断。因为即便是垄断单位，也有随其价格升高而消费减少的需求曲线。
医院是强制性消费单位。是医院的，患者无权决定其消费多少的打算，除美容外，也无权考虑治疗要达到什么效果。也就是说，对将要消费的产品都不明了。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考虑此产品和服务的性能和效用，比如轮胎耐磨与否、理出的头发时髦与否、一朵花释放多少氧气等等。此类消费是由人的想法和偏好决定的，是由人决定的，唯独医治疾病不是。这是看病和其他消费的本质区别，也是看病问题的国际根源。
人们不堪忍受这种强制性，所以倡导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合作社式的集体经济后，旧式合作医疗制度也不复存在了，广大的农民作为落后的人力资源，连享受医疗也“按劳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了，为了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启动了新型医疗合作制度。但新型合作医疗要解决的首先不是人的病痛，却是参与的问题。农民并没有普遍参与的积极性。一方面，这种长期投资在普通老百姓眼中的收益很遥远。这不应归咎为百姓的自我保健意识薄弱，源于他们对此制度的不放心，对“投资保值”的不放心，对医疗合作机制、体制的不放心；另一方面，还是钱的问题，此制度的自愿原则实质渗透着对农民经济实力的考究。小病分流，大病统筹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人得小病的概率毕竟比大病高，人们不愿把钱“浪费”到大病的医疗保险上面，如果用“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形容农民，实为刻舟求剑。在孩子上学、结婚的问题或买房置地的问题没解决的前提下，何来心思考虑自己“莫须有、潜在的”疾病呢？
但是有些无病呻吟的人就能享受癌症晚期患者般的待遇。我就见过一人拿着所谓的什么“证明”医院取走几十盒保健药或大补的药，试问，他取这么多药不是要开药铺或“孝敬”别人还能干什么？在有效期内他能吃光吗？我还见过一老头拔掉个牙，身边围了一帮狗腿子，并陪着他免费住了一礼拜院。医院的条件比他家舒适吗？
患病却成了一些人充分浪费国家财产的机会。高额的退休金、补助，良好的医疗保险待遇在使一些人日进斗金的同时对小痛小病高枕无忧。主治医师开大处方，乱做各项检查，穷困潦倒的病人还是自生自灭，达官显贵却认为这是一种享受，他们往往面不改色地说：“只要能把病治好，多少钱都不在乎！”
提倡医疗公益性质，公益性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若转变为赢利性质，大夫和护士是变了一副笑脸，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又突出了。难道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医疗公平，也要给医生、医院以公平。医院分三六九等、医生分专家和笨蛋，连护士都分可爱和丑陋。应该给人行医的公平权利。医院就象征着有处理过千百病例的专家、有先进的设备、有舒适的病房，它们自然对患者有吸引力，有无形资产，是患者的希望，医院也有凌晨时刻就站满了人的挂号处、令人慌张、迷宫似地繁冗的机构、慢吞吞的效率和难以看懂的处方。它们的名气和吸引力有歪曲的来源——赢利。
不赢利是不可能的，医生也得吃饭。公益性和赢利性并不矛盾。只不过，没有将社会保障和医疗纳入市场的范围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医院通过向患者转移大量的成本，为了生存，医院必须吸收大量的人才、购买大量的先进设备，那么最先有实力医院才能成为强制性消费机构，医院要想生存就必须抢占社会绝大部分医疗资源，那么社区医疗机构、农村医疗机构也是有气无力地建设，建设好了人们也不愿去。
医院的生存，只能开大处方，让患者小病大检查，即便公费医疗的还不了欠款，还是继续开，因为他们认为“能还”。药品、医疗器械的限制价格使便宜药品、医疗器械无利可图，纷纷退出市场，只剩下贵的药品和器械。亏损、成本只能患者来还。难道是公益性导致的赢利性？
救人的命，不应当想着要钱，救活或治好了，就应当重赏医生。救的人多，重重有赏。救的人少，就应当接受亏本。生命是无价的，命没救成或很失败，就不是市场交易；但命救了，可以是一场交易。这种“生意”应该先服务后付账，这样，可以做到需要多少药用多少药。赏金由上级发放。那么破诊所不至于没专家，大医院不至于挤